潮新聞 共享聯盟·余姚 張雯 徐珊珊 勞超杰 記者 陳醉
今年是河姆渡遺址發現五十周年。
(資料圖)
“五十年前發現的河姆渡遺址迄今仍是浙江以及中國沿海地區最重要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是代表長江流域和整個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社會的最主要窗口。”說起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員孫國平的語氣中滿是驕傲。
孫國平從事浙江史前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參與或主持了浙江省內遺址的數十次野外考古發掘。其中，連續15年主持河姆渡文化代表性遺址——田螺山遺址的主動性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
“蠻荒之地”出土七千年文化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和南方地區“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社會經濟和文化水平一直落后于黃河中下游地區。
“司馬遷將南方地區或長江流域表述為‘蠻荒之地’、不太適合早期人類居住。在這個歷史背景下，1973年前，我們浙江的考古工作主要在杭嘉湖平原地區開展。”孫國平介紹道，當時，不少專家都認為寧波、紹興甚至余姚四明山山腳下這一帶灘涂和低海拔的平原地區不太可能有早期人類活動的遺存。
1955年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引起國內外的很大轟動。因此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界更加肯定黃河流域是中華遠古文化的主要發祥地。
這一根深蒂固的歷史觀點直到1973年夏天河姆渡遺址的發現才被打破。這一考古大發現就像一道閃電，劃破了當時社會公認的中華文明發祥地在黃河流域這一認知的夜空。
而在河姆渡遺址剛發現之初，仍然有不少專家學者對此事懷抱將信將疑的態度。
“對出土文化遺物年代判斷是否出錯”是當時持懷疑態度的專家學者普遍的疑問。而這些疑問，隨著眼見為實的干欄式建筑、“金黃色”的稻谷殼和大量碳化米的的出土，以及多個碳十四測年數據的出臺，均被一一粉碎。
“小學畢業那年，去余姚龍泉山參觀了河姆渡遺址第二次發掘成果的特展，這份特別的人生經歷好像冥冥之中就與‘河姆渡’有著深深的緣分。”當時的參觀印象在孫國平的記憶里埋下了一顆種子，高考那年，作為慈溪高考“狀元”的他經過一番思考，選擇了北京大學考古系。
“在大學時有一門課叫新石器時代考古課，教材里出現了河姆渡遺址的內容。老師知道我是慈溪人，也特地問我有沒有去過河姆渡遺址。可能是心理距離很近吧，這門課學得特別用心。”回憶起大學時光，孫國平不禁莞爾。而工作至今30余年，他更是一直與河姆渡文化的幾個重要遺址相伴，埋頭多年主持發掘了田螺山遺址和井頭山遺址，他形容這就是“雙向奔赴”——河姆渡文化的多個遺址成了他比家人還重要的陪伴對象。
三代考古人接力
“河姆渡遺址的保存完好意味著它的研究潛力還能進一步提升，到現在都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在密切關注河姆渡遺址的木構建筑、地理環境、稻作農業和原始藝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孫國平告訴記者，除了田螺山遺址與河姆渡遺址相似外，目前還找不到第三個能代表遠古江南地區歷史面貌的清晰窗口，河姆渡遺址的學術地位和社會影響至今仍未動搖。
暑期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雖烈日當空，但絲毫沒有減少參觀者的熱情。館內依然人頭攢動，出土的各類文物敞開懷抱迎接著八方游客。從大門往里走，整個博物館被土黃色包裹，不少仿真還原的場景，更是穿越時空將游客帶回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可以想象，河姆渡先民駕舟捕魚撈蝦，吃著桃、梅、杏、柿、菱等果實，畜養著狗、豬、牛等動物，并用原始的織機紡織衣物，過著簡單而又富足的生活。
隔著玻璃看到七千年前像芝麻般細長的稻谷、還保留著拳頭大小的原樣骨頭、至今看上去仍嘆為觀止的勞作用具安靜地躺在展示柜里，接受萬千游客的注目。這些既壯觀又精致的考古出土文物，正是像孫國平這樣的考古工作者一代又一代接力鉆研的結果。
“河姆渡遺址的50年凝聚了三代考古人的心血。”孫國平介紹道。從1973年到1988年，是河姆渡研究的第一代。“第一代考古專家從年代、文化面貌、歷史意義上做出了初步判斷和奠基性的貢獻。”
孫國平介紹時，記者站在井頭山遺址挖掘現場看到考古發掘人員仍在非常細心地用小手鏟不停挖著，雖然沒有看到當年發掘河姆渡遺址的盛況，但想來應是在更簡陋的工作條件、更艱辛的操作環境下，但同樣心懷熾熱和憧憬的考古專業人員不辭辛勞一鍬一鍬地干著，支撐他們這樣堅持的正是一份高度的責任心和對祖先們創造的文化遺物的一份崇敬和自豪。
正是有了第一代考古人的艱辛付出，使河姆渡遺址成為余姚、寧波乃至浙江的“金名片”，也使河姆渡遺址成為了復原六七千年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面貌的最清晰窗口。
“從1986年到2003年，浙江的考古前輩們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了良渚文化上，對河姆渡文化研究有所放緩。在那段時間之后，從2004年到2013年，我個人則把工作精力調整到主持田螺山遺址的考古發掘上了。”孫國平侃侃而談。挖掘田螺山遺址時期的社會經濟條件、學術理念以及科技手段相比挖掘河姆渡遺址時期有了大幅度提升。而田螺山遺址不負眾望，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環境保存最好、地下遺存相對完整的一處史前村落遺址，對于充實和完善河姆渡文化內涵，全面深入推進河姆渡文化考古研究提供了寶貴契機。
陳斌榮 攝
河姆渡的“祖先”在哪？
“我是在幾代考古人打下的基礎上幸運地順應了社會發展給我們創造的條件，順利地做好田螺山遺址的發掘工作，并迎來了井頭山遺址。
井頭山遺址的發現是河姆渡文化研究的一個重大突破，基本上探明了河姆渡文化的來源問題，把寧波地區的人文歷史又向前推進一千年，更重要的是確定了寧波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起源的重點區域。”孫國平坦言道。2020年當發現井頭山遺址的消息傳到寧波籍的著名文化學者馮驥才先生耳朵里的時候，他驚喜地說，“故鄉的歷史淵源之深之遠，無法想象了！”
目前，如何進一步研究、保護和利用河姆渡文化的各個遺址是擺在研究者和各級政府部門目前的三個重要課題。孫國平說道：“在遺址的保護和利用方面我們還在努力，但不僅僅需要我們專家的努力，還需全社會共同發力。”
“那考古人究竟在追尋什么東西呢？”有人曾這樣追問。
陳斌榮 攝
孫國平笑了笑，眼神很明亮。“人類文化在衣食住行方面可以是一個整體，但世界各個地方還有不同文化個性，就是這些文化的獨特性造就了不同地域不同的風土人情，吸引我們去了解不同國家、地區的歷史人文。”頓了頓，他接著說，“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利用好珍貴的文化遺產，提升全社會的精神品位，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河姆渡文化作為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具有獨特性和影響力的考古學文化，在中華文化中也有其崇高的歷史地位。“上下七千年源遠流長的文化成為了人們的精神寄托，更在無形中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孫國平認真地說，“這就是我們考古人追求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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